央廣網北京10月20日消息(記者王楷 劉飛 侯艷)據中國之聲《新聞縱橫》報道,現在是北京時間7點*分,再過不到兩個小時,歷史的時針將指向又一個重要時刻——中國共產黨十八屆四中全會將在北京召開。這次會議被國際社會稱為“判斷中國改革發展走向的風向標”。
  關註中國政治和歷史的有心人會發現,中國共產黨歷次的四中全會,大多聚焦於黨風建設,而即將召開的十八屆四中全會,卻在歷史上第一次把主題確定為“依法治國”。
  為什麼會在今天,以黨中央全會主題的形式強調依法治國?評論普遍認為,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,國際形勢複雜多變,中國共產黨面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、之難,前所未有。要想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,必須堅定不移地走依法治國之路。
  依法治國,既是國家治理的選擇,也是百姓心中的期盼。法治關乎我們的生活和環境,也直接影響著我們每個人的命運。四中全會召開之際,中國之聲推出特別策劃《法治中國,我的故事》,今天,先聽兩個發生在我們身邊的有關立法的故事。
  連日來,再度襲擊華北的霧霾,衝擊著中國人的眼睛、肺葉和心靈,每個人都真切感受到環保的緊迫和重要。而早在20年前,就已經有人預感到這一幕,為修改《大氣污染防治法》糾心地奔走呼籲了:
  王燦發:1995年修改《大氣污染防治法》的時候,起草的修訂草案非常嚴格,按照那個去通過法律的話,那我們可能就不會有那麼嚴重的霧霾。
  說話的這個男人叫王燦發,環境法專家,他說自己是專替地球說話的人,圓圓的臉上,最突出的是兩撇濃重的八字眉,流露出替地球說話艱難不易的表情。因為環保總是與人們急切賺錢和發展的願望相衝突,例如當年的《大氣污染防治法》,在各地方、各部門利益博弈之後,令人心碎地流產了:
  王燦發:當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經濟。當時的那個稿子,就受到了產業界的強烈的反對。最後,推翻了以後就簡簡單單制訂了沒有多大作用的十條左右。那個法修訂通過了之後,環境急劇惡化。5年之後,不得不再次進行修訂,這是有教訓的。
  後來,王燦發的圓臉和八字眉,被美國《時代》周刊畫成肖像畫,畫面上,當選全球“環保英雄”之一的他正鼓足一口氣,努力吹走煙囪中冒出的濃煙。。
  王燦發:有個煙囪,我一吹,好像把這個污染給吹走了。實際上我哪有這麼大的能力啊,哈哈哈。
  作為法學教授,王燦發確實在努力“吹”走污染,不靠肺活量,而靠推動我國環境法建設。他研究環境法,成立“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”、開通010-62267459的援助熱線,培訓律師、法官,參與環境法的制訂和修改,給相關職能部門講課……“教授很忙”是常態,但在所有衝突的日程中,他首選的必是參與立法:
  王燦發:環境公益訴訟的司法解釋,我雖然那天有五個會,但我還是推掉兩個去參加那個會去,有的就說,那對於生態破壞的訴訟不能實行被告舉證,那我一聽這個,就趕快反駁,我說比如在內蒙挖煤,它要疏乾地下水,水位就會下降,草原就會沙化,你要讓牧民來證明草原的沙化是由於挖煤造成的,我說可能嗎?我說只能實行被告舉證制。所以在這種情況下,我覺得我必須來參與這些立法的進程。
  王燦發和20年前一樣,虔誠地相信,只有立法,才能解決中國的環保問題:
  王燦發:現在,已經有30多部環境資源保護的法律法規。已經比較多了,但是我們的法律呢存在一些問題。比如,對沒有做環境影響評價就上馬開工建設的,到後面發現了就讓它補辦手續,那你說誰還去做?當然,你上馬、建設了,已經投入很大了,要讓它拆掉那是非常困難的。
  讓王燦發開心的是,新近修改的環保法將於明年實施,在這部被稱為“史上最嚴環保法”中,增加了關於政府、企業、公眾等各方面責任和處罰力度的規定,而且自己和其他學者的一些研究成果也被納入其中。
  王燦發:這一次環保法不允許你補辦手續了。要恢複原狀還要給予罰款。這在我們寫文章的時候,都提到這個問題和應該怎麼改。這是法律規範吸收了研究的結果。
  王燦發對四中全會的期待是:
  王燦發:開四中全會,把依法治國作為會議的主題,以後的生態文明建設的法律,也將會有一個更大的發展。  
  西交民巷23號,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的辦公樓,記者見到了頭髮微白卻根根豎立的何山。他在這座樓里與一部法律打了幾十年的交道,那就是每個人在一生中都有可能遭遇的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》。
  記者:學生平時是不是也經常問您這方面問題?
  何山:不僅是學生問,平時機關里很多人遇到消費糾紛,自己解決不了了也經常來找我。
  如今,大部分人遭遇消費糾紛,都懂得利用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》保護自己。而在二十多年前,面對遍地假貨,消費者卻常常只能吃了啞巴虧。
  何山:消費者遇到的問題是什麼,就是這些假貨橫行。特別是到了八十年代末,大商店、地攤上,假貨可以說比比皆是,非常普遍。
  這個問題怎麼破?立法者何山冥思苦想了半年,悟出了這麼一條道道:
  何山:中國民間有一個缺一罰十的民間俗語,缺一兩補一斤,把這個東西上升為法律就是懲罰性賠償。
  然而,把民間俗語變成法律條文並不容易。由於對“買到假貨,該不該賠”的認識不同,《消法》通過前一個月,草案中都沒有出現懲罰性賠償的條款的內容。
  何山:非常的不容易。因為這是個新的東西,別人說大陸法系沒有這個啊,法律中沒有這個東西啊。
  何山至今清楚記得,1993年10月在一場激烈爭論之後,最終一錘定音:
  何山:多數意見是寫上懲罰性賠償,終於有了這麼個好的開端了。
  可是法律實施一年多後中,何山卻陷入了焦慮:
  何山:這個思想在法案中寫得很明確,就是動員老百姓來知假買假。到1995年夏天,我就說這個法貫徹得不好,怎麼還沒有人來買假貨呀?那種焦急的心情就像,自己的孩子生了病一樣。
  終於,何山按捺不住,親自“以身試法”。1996年他從某商行買下兩幅徐悲鴻的“畫作”,一個月後以“懷疑有假,特訴請保護”為由訴至北京市西城區法院,被稱為“全國首例疑假買假訴訟案”。
  何山:那個畫,徐悲鴻的獨馬,紙都是黃的,做舊做得(很逼真)。最後店家都承認是假貨,因為價錢在那兒呢。法院問調解不調解,我表示不調解,就要法院那張判決書。
  何山執著想要的不是雙倍賠償,而是讓老百姓明白這部法律真的可以維護他們的權力。
  去年,《消法》實施20年後大修,退休的何山又積極投入修改自己參與制訂的法律。他很高興有更多的“何山”參與立法:5千條網民意見被徵集,甚至網店經營者代表被請進最高立法機關,“無理由退貨”等新權益條款被寫入法律,公眾參與成為中國立法和必然選擇和新常態。
  談到即將召開的四中全會,何山有他自己的期待:
  何山:我的關註期望還是要講依法治國,必須依法辦事。這套治國的理念,應當讓廣大的黨員、廣大人民群眾有更深的掌握。
  科學立法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前提和基礎。在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看來,當前要建立一套嚴密規範而又科學的法律法規體系,擴大公眾有序參與和防止部門利益法制化是重中之重。
  馬懷德:四中全會講的“科學立法”強調兩方面,第一是擴大公眾參與,保證公眾有機會參與到立法過程中,使得立法能夠反映民意,體現民意。另外一方面要註意剋服部門利益,因為過去由於部門起草法律,或多或少有部門利益體現在法律法規中,所以為了保證科學立法,提高立法質量,就要防止部門利益法制化,讓立法更多反映民意,反映規律。  (原標題:[法治中國 我的故事]第一篇:科學立法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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